1947年5月20日夜，四平前线的气氛紧绷到极点。地图前，洪学智压低声音，问出那句掷地有声的话：“你们18师，到底打不打？”王兆相沉默许久，脸色阴沉，最终只回了三个字：“照命行。”这一句短短的回应，却在两人心里刻下了一道难以弥合的裂痕，成为此后矛盾的起点。
东北的战局从1946年夏天起便陷入拉锯，反复鏖战毫无定论。那年八月，东北野战军总部决定将新四军3师7旅、杨国夫率领的7师、王兆相的独立师，以及李运昌的19旅合并，组建成“东北民主联军第六纵队”。听起来声势浩大，实则基础参差不齐：16师是红一军团的老班底，战斗力过硬；17师擅长冲锋爆破，打硬仗不含糊；唯独18师，成分杂、装备旧、番号换得快，用洪学智的话说，就是“拳头还没练硬，就得先上擂台”。
洪学智接掌六纵之前，在新四军3师担任参谋长，对16师的情况熟得不能再熟，连各连长的小名都能叫出来。林彪亲自找他谈话，仅仅十分钟，却意味深长地强调一句：“六纵是主力，要打得像主力。”末了，还递上一支香烟：“四平必须啃下来，绝不能掉链子。”洪学智心知肚明，这是一场火线任命，倘若攻不下四平，前方指挥官第一个挨板子。
展开剩余75%原定计划，四平攻坚由17师主攻，16师策应，18师则安排在外围牵制。这样的部署让18师官兵心里憋着一股劲儿：熬了大半夜，啃硬土，却连主攻的资格都没有。战斗打到第三天，守军突然出现新一军50师的番号，纵队判断情报出现偏差，临时调18师顶上正面缺口。此刻缺的不是勇气，而是时间。王兆相接到命令，脸色铁青，却还是沉声下令：“全师突击，天亮前必须完成任务！”
18师硬生生打穿南门，可城防火力网密得让人透不过气，一夜之间，18师伤亡近千人，四名营长壮烈牺牲。枪声停下后，攻城主力换成17师，后方简报自然写成“17师率先突破”，洪学智在文件上签字确认。两天后的总结会上，他点名表扬16、17师，提到18师时仅用半句：“在外围配合。”台下，不少18师军官暗暗攥紧了拳头。
会后，王兆相找到洪学智，第一次把不满摊开：“18师拼命趟雷，别人捡红花，这算哪门子公平？”洪学智淡淡回一句：“统一口径对外，别的事以后再说。”他忙得焦头烂额，无暇安抚，但18师军官们普遍认为纵队偏心，这种情绪迅速在部队里蔓延。
事实上，这裂痕并非一朝一夕。追溯到1946年底的德惠作战，六纵首次尝试大规模攻坚。总部情报称守城部队不过一个残团，结果却是新一军50师整建制外加重炮营。洪学智吃了大亏，被迫按总部命令撤退，私下嘀咕过一句：“情报差一寸，阵地死人无数。”自那以后，他对情报极度敏感，部署战斗前必先看数字。四平战况不利，他自然将精锐压在突破口，18师只能暂时靠后——在他看来，这是合理的逻辑。
但18师眼中，这逻辑就是嫌弃。更让他们寒心的是战后补充：16、17师迅速补足至七成兵力，18师却只分到两百来号新兵，且几乎都是“扛枪没几天的生瓜蛋子”。王兆相气得胸口发闷：“同样流血，为何补给双标？”他连打几份报告要求整补，被拖了半个月无果；再催，换来的只是“暂时困难，大家都困难”的一句话。火气压得久了，总会找出口。
1947年7月，六纵准备组织战术示范，抽调骨干参加。洪学智主持会议，照旧先点16、17师，18师名单寥寥无几。会后，杨国夫悄声提醒：“老洪，别寒了人心。”洪学智却摆手：“示范要效果，练家子先上。”也是那时，王兆相递上请调报告，“说啥也不想留在六纵当师长”。
档案显示，纵队党委为此开会三次，才勉强批准。表面理由是“后方军区急需指挥员”，真正原因，大家心照不宣：不让走，矛盾像鱼刺卡喉；让走，算是体面分手。1947年9月，王兆相带着几名老部下调任后方军分区司令员。临行那晚，他召集18师营以上军官，语气坚毅：“人在阵地在，别让18师丢脸。”说完举杯，以茶代酒。
此后，18师虽在，却渐渐边缘化。秋季攻势，18师成了预备队；冬季围困长春，依旧无主攻任务。有意思的是，战场锋芒渐失，后方却在扩军。1948年，王兆相主持组建新的独立师，老兵带新兵，训练虽慢，却稳扎稳打。到年底，东北全境解放，这支部队重新编入野战军序列，王兆相又回到前线，但那已是另一段故事。
许多人评价，洪学智与王兆相的矛盾，本质是“主攻—配合”的角色冲突：一个追求战果，一个追求公平。东总后来承认，四平战报确有失公允，给18师补发了奖状和慰问金，但感情上的裂痕再难弥合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1955年授衔，两人在北京再度相遇。一次军委授课间隙，有参谋看到他们寒暄。洪学智递烟，王兆相淡淡点头。谁也没提四平，谁也没提18师。矛盾没演成宿怨，军人讲“令行禁止”，只是并肩作战的缘分，从此画上句号。
这段往事在六纵史料中常被引用，提醒后人：团结是打硬仗的前提。洪学智后来对新任师长的训词，只有短短一句：“别让任何一个冲锋的兄弟觉得自己被冷落。”这十几个字，背后是用鲜血换来的经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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